
撰文:關不羽,來源:冰川思享號
聯邦政府動輒「停擺」、「關門」,是美國政治的「日常危機」。1977年至今,美國聯邦政府「停擺」20餘次,短則數日,長則數周。每次停擺的劇本都差不多。總統和國會兩院在政府預算案的分歧無法消弭,聯邦政府宣布「關門」。
政經評論人士心情沉重地向公眾宣布壞消息,作出的悲觀預測包括但不限於「社會秩序動蕩」「國債違約」「經濟受挫」,人心惶惶。最終危機解除,市場回暖。資本市場的跌宕起伏,華爾街含淚血賺。
頗可玩味的是,無論停擺數日,還是數周,「社會秩序動蕩」「國債違約」「經濟受挫」在美國從未發生。
停擺是真停擺,但是僅限於美國聯邦政府的「非核心部門」,國防、司法、財政等核心部門運作如常。法院還是要開門的,稅收也不會停。
所以,既不會「社會動蕩」,也沒有「國債違約」。除了一些國立文化設施如美術館、博物館、國家公園關閉帶來的些許不便,民眾的生活幾乎不受「停擺」影響。 這不禁讓人懷疑,那些「非核心部門」永遠「停擺」,又如何呢?
這些停了就停了的「非核心部門」,規模到底有多龐大,難窺全貌。因為大部分停擺都有臨時撥款法案,所以「非核心部門」從沒有全停。歷史上波及最廣的是1996年柯林頓政府「停擺門」,10萬聯邦僱員無薪休假。這肯定不是全部,卻也相當驚人了。
沒有人說得清美國聯邦政府的「非核心部門」養了多少僱員,為美國公民提供他們並不需要的「服務」。但是,因此造成的後果人所共知, 那就是聯邦政府的財政已經龐大到難以承受的地步。
2024財年,美國聯邦支出較上一財年增加了1.695萬億美元,達到5.742萬億美元,赤字率從6.2%上升至6.4%。聯邦支出在GDP中的佔比從22.5%增至23.4%。高支出、高赤字,再次逼近債務上限。財政危機的警報再次拉響。
圖/視頻截圖
美國以「有限政府」的原則立國,依然逃不過「大政府」的陷阱,這並不是秘密。美國人民苦之久矣。每次選戰,平衡預算、降低赤字、減少國債,都是選民最關心的議題。兩黨政客都慷慨地作出承諾,卻始終沒有兌現。
直到埃隆·馬斯克帶領的DOGE(美國政府效率部)團隊闖入華盛頓的「瓷器店」,終於動真格的了。
1月20日DOGE正式成立以來,手撕首席多元化官員執行委員會(CDOEC),把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從1萬人縮編至300人,誓言對教育部等10多個部門「動刀子」,凍結非必要崗位的招聘。這波聲勢浩大的美國聯邦政府瘦身手術,毫無疑問引發了巨大的爭議。
DOGE是否有權「操戈入室」?馬斯克激進的「手術」方案,是否有更溫和的替代方案?是爭論的焦點。
反對DOGE的諸多觀點中,最滑稽的當屬「沒有獲得聯邦政府授權」。如果「聯邦政府」是指公務員官僚,可以想見任何大刀闊斧的改革都無法「授權」。要強姦犯授權閹割他們,門兒都沒有。
好在美國憲法並沒有把行政權賦予「聯邦僱員」。無論職位多高的「聯邦僱員」,都只是執行層的事務官,只是給聯邦政府打工的。DOGE不需要他們授權。
指責DOGE越權行事的另一個理由是「沒編制」——DOGE不是內閣正式部門。其實,這也是對美國憲法的總統制的設定誤解。和其他很多國家不同, 美國憲法把行政權完全賦予了民選總統,是美國總統制的一大特點。這種制度設計下,美國的內閣本身就很不「正式」,「編制」並不重要。
為了保證美國總統的行政權完整,美國憲法沒有明確規定「內閣」的地位,也沒有規定總統與內閣溝通的規定。所以,美國總統在制定和推行重大政策時獨立決策,並不依賴內閣的意見。美國總統既是國家元首,也是內閣首腦,內閣成員只是總統決策的顧問和執行者。
非內閣部門的總統團隊參與決策,經總統授權參與行政事務,在美國歷史上有很多先例,稱得上是一種常態化的運作機制。
這些「非正式」的總統班底,經常被稱為「××內閣」。比如安德魯·傑克遜總統的「廚房內閣」、格羅佛·克利夫蘭的「釣魚內閣」、西奧多·羅斯福的「網球內閣」,還有艾倫·哈定的「撲克內閣」等等。正式的內閣則被稱為「客廳內閣」。「××內閣」和「客廳內閣」平行共存,是美國行政體系的常態。
▲DOGE辦公室設於艾森豪行政辦公大樓(圖/維基百科)
和很多「××內閣」相比,DOGE在程序上是相當正式的。 DOGE依據2025年1月20日川普上任首日籤署的14158號行政命令成立,是總統行政辦公室的正式部門。該行政命令還把美國數字服務局重組更名為美國DOGE服務局,而美國數字服務局是總統行政辦公室下屬的技術部門,歐巴馬總統頒布的行政命令設立的「老部門」。
內閣部門配合總統授權的行政團隊開展工作,也是美國政治的常見操作。而且,這種「有編制的」配合「沒編制的」玩法,就是用於總統排除行政體系幹擾、推行強勢改革的制度安排。最著名的當屬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智囊團」主導的「羅斯福新政」,歐巴馬的福利化改革也是這種模式。
羅斯福做得、歐巴馬做得,川普就做不得了? 因為川普是個「壞人」、「壞總統」,就要另搞一套「聯邦政府授權」,顯然不對嘛。
所以,可以對DOGE的改革不滿,但是指責DOGE「沒有獲得聯邦政府授權」是毫無依據,既沒有法理依據,也沒歷史慣例的事實依據。
DOGE改革的爭議點,並不是行政體系的內部授權,而是和美國國會預算管理權的外部關係。這一點也反映在民意上。先看一份出自哈佛團隊的民調:
需要說明的是,選擇哈佛的民調,不是因為哈佛有多靠譜,而是以哈佛的左翼立場不會偏袒川普政府,所以更有說服力。
這份民調中,涉及DOGE的有兩條。「尋找並消除政府支出中的欺詐和浪費」,是DOGE的職能,支持率高達76%,不存爭議。經歷了聯邦政府隔三差五波瀾不驚的「停擺」,美國民眾也看出了其中的貓膩。
「削減國會已經分配的政府支出」是DOGE目前正在做的,59%的支持率本身並不算低,相比76%還是有點差距,算是有所疑慮。
▲川普不同政策的民眾支持率與反對率(圖/網絡)
美國民眾的疑慮並不是這些「已經分配的政府支出」不含欺詐和浪費,而是預算調整的權限歸屬。 如果真如學者福山等DOGE批評者所言,預算管理權完全屬於美國國會,那麼行政分支的DOGE大砍預算是有越權之嫌的。美國財政部也一度以此為由,拒絕DOGE獲取支出的底帳。
然而,美國憲法並沒有把預算的相關權力籠統打包給國會,「財政權歸國會」並不是準確的表述。
美國憲法最初賦予國會的財政權是徵稅權和撥款權,該憲法原文是這樣表述的:「規定和徵收直接稅、間接稅、進口稅與貨物稅,以償付國債、提供合眾國共同防禦與公共福利,但所有間接稅、進口稅與貨物稅應全國統一」。
美國國會對預算的監督權是從撥款權中衍生的。 通俗地說,國會有權監督給政府的撥款是否專款專用。流程上,是政府提出預算案向國會要錢,國會加加減減,拿出自己的預算版本。
這個討價還價的過程中,國會可以向總統說不,總統也可以否決國會的預算立法。直至達成一致,形成最終的預算方案,由國會監督撥款的使用情況。
從這個流程就可以看出,預算管理的財政權並不是國會專有的,總統代表的聯邦政府並不是被動接受國會的預算管理,而是積極參與決策。國會對預算財政的監督權,也不是排他性的。美國聯邦政府一直有內部審計,並不妨礙國會對預算使用的監督權。
因此,DOGE獲得總統的行政授權後,到財政部查帳,並沒有越權。 這不是財政部和DOGE之爭,而是財政部對抗總統行政權。美國憲法並沒有賦予財政部向國會負責的獨立地位,財政部毫無爭議地是屬於總統管轄的行政分支。
真要把官司打到最高院,美國財政部敗訴的可能性極大。一旦敗訴,就更被動了。所以,財政部最終選擇「繳械投降」。美國財政部自己都沒有對抗到底的底氣,反對DOGE的還要拿這個說事,用心良苦,十分勉強。
圖/圖蟲創意
DOGE現有的作為,真正可能存有爭議的是砍預算。這些因部門被裁、職能縮水涉及的預算,是經國會批准的。國會給了錢,政府有權不花嗎?
支持者認為,國會給預算的撥款權,不應也不能阻止政府省錢。政府機構調整直接砍預算的先例比比皆是,DOGE無非是動靜搞得有點大,性質上並沒有不同。
反對者認為,這些預算有不少已經執行到商務合同的階段,突然砍掉會造成民間損失。這也是有依據的,比如這次被重拳出擊的國際開發署有5000萬美元的預算購買美國農產品援外,被DOGE砍沒了,賣家受損失了。
法理角度講,支持者佔理。美國國會管天管地,不應該管政府節省開支。現實角度講,連帶造成的民間損失應該考慮。如果政府違約,該賠錢賠錢。這在美國是很常見的。打補丁不難。
抓著這種雞毛蒜皮否定DOGE改革,有上綱上線之嫌。 借題發揮,推出所謂「溫和改革」的替代版本。然而,所謂的「溫和版本」不過是紙上談兵的老生常談。
正是數十年屢敗屢戰的「溫和改革」耗盡了美國民眾的耐心,才有了激進的DOGE上線的空間。
降低政府支出,提高政府效率,是美國政壇多年的「政治正確」。溫和的降本增效方案,一茬又一茬,根本起不了作用。有的甚至起了很惡劣的反作用。
美國政壇「聖徒級」大好人吉米·卡特總統在任時,搞了一次轟轟烈烈的聯邦公務員考核制度改革。他希望公務員的功績考核更公平公正,以促進公務員的工作效率。為此,卡特廢除了執行將近一個世紀的彭德爾頓法案,把原來的一個委員會,拆成了三個。
分權有利於公正,看上去也很合理。然而,這項改革的唯一成果是增加了9800個「高級公務員」的崗位。憑著這點香火緣,這位任職期間表現極差的老好人,在退休後十分活躍。聲望越來越高,活出了年高德昭的風範。溫和的確有溫和的好處,但和聯邦政府提高效率無關。
「提高政府效率」,從來都是正確的廢話。 政府財政的本質就是花別人的錢,辦大家的事。操盤的沒有足夠的利益驅動,不可能有效率。他們自己找到了利益驅動,效率是有了,卻不是公眾想要的那種。
溫和的縮編、裁員也有過多次嘗試,裡根和尼克森兩位共和黨總統尤為努力。但是,他們的努力只是按下了暫停鍵。短暫的藥效,根本不能阻止美國聯邦政府財政支出毫無節制地攀升。
▲白宮的美國總統辦公室(圖/視頻截圖)
減員,藥效有限。增效,畫餅充飢。「溫和改革」還能有新的方案嗎?著名學者兼官僚福山提出了他的方案。他認為,聯邦政府不是僱員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大量外包,而不是聯邦僱員直接操辦,影響了效率。所以DOGE應該裁撤外包,增加聯邦僱員。
吉米·卡特看到都要流淚——搞了那麼多外包,不就是因為9800個高級崗位都不足以激發公務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熱情嗎? 外來的和尚都念不好經,家養的還能念好嗎?
福山還很「書生氣」地提出,不但要加人,還要擴權。增加基層公務員的裁量權。給人給權節省聯邦支出的天才想法。福山先生不愧是學者中最會做官的,官員中學術水平最高的跨界人才。他的出發點也許是好的,但是最好不要出發了。
DOGE的確不溫和,正是因為兩黨建制派多年窮盡「溫和」手段,搞成了溫水煮青蛙,接近沸點了。
實際上,DOGE雖然激進,整體思路是正確的。DOGE改革的核心並不是裁人縮編,而是減少政府非必要的職能。
「有限政府」是美國立憲之本,憲法序言開篇明義:
我合眾國民,為立善盟,樹正義,護國安,保共守,促公利,而使吾輩及後世得享自由之幸,特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此憲。
主語是「我合眾國民」,並不是為全世界、全人類做貢獻的弘誓大願。
全世界130國家與地區撒錢的美國國際開發署到底為何而存在?的確,在國際開發署龐大的項目名單中,除了一些奇葩項目,有很多是行善做好事的項目。
在非洲對抗伊波拉病毒,在泰國搞有機農業,投資賴比瑞亞中小企業「餵養未來」,都是無可否認的好事。但是,這和「吾合眾國民眾」有多大關係?是美國政府應該履行的職責嗎?
有限政府,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責,克盡本分而已。找個辦好事的慈善名目,就交給政府辦,幾近欺騙。 說服大眾同意花100億政府預算辦慈善的難度,遠遠低於說服他自掏腰包的難度。這不是慈善,而是有意無意的騙術。
政府不是慈善機構,因為政府天然不具備慈善屬性。慈善的道德基礎是完全出於自願的奉獻,而政府的稅收是靠暴力機構為後盾強制徵收的。何善可言?
倫理價值可疑,績效價值更可疑。
圖/圖蟲創意
為美國國際開發署辯護者最大的論據是這些慈善項目改善了美國在當地的形象,是憲法所言的「公利」。可是,這些「公利」的績效有量化標準碼?或許賴比瑞亞的受益者懂得感恩,可是這種所謂「公利」比改善美國國防、提高美國司法水平、維護財政安全的「公利」更重要嗎?
官僚熱衷此道可以理解,這種遠程慈善名聲好、花錢多,績效標準模糊且難以核查,誰不愛?這是他們樂於承擔的「職責」,卻不是美國政府應該承擔的「職責」。
哪個部門搞不好,就越是要投錢,這是政府獨有的特權。 所以,歷屆政府高度重視下,教育支出的增長在內閣部門中的排名始終靠前。
2024年財年,美國政府的教育就業和社會服務支出同比增長50%,遠超國防開支的9%增幅。美國教育部作為聯邦政府最年輕、規模最小的內閣部門儼然成了冉冉升起的吞金獸新星。
教育部的飛升之路,很有代表性。聯邦政府的機構膨脹、開支增長、效率低下,就這樣走向了失控。是「讓教育部關門」不負責任,還是巧設名目擴大政府職責不負責任?
DOGE絕非完美,很多問題都可以商榷。馬斯克能走多遠,目前也很難判斷。美國每年20多萬億美元財政支出巨大蛋糕的利益共同體,藏汙納垢、積弊如山,需要勇氣面對。但是,僅有勇氣是不夠的。埃隆·馬斯克的從政之路,註定是坎坷的,失敗也不意外。
無論成敗,DOGE的強勢上線,本身足以說明美國聯邦財政的問題已經到了無法迴避的程度。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也是美國民眾的共識。但是,問題或許還沒到最壞的地步。美國聯邦制的行政體系,沒有「上下對齊」的包袱。
聯邦層面的機構改革,受到州以下層面的掣肘較小,容錯率也較高。DOGE大刀闊斧試一下,又有何妨? 聯邦政府「停擺」危機,也沒天塌地陷,「大政府」依賴症的受害妄想大可不必。
▲DOGE的官方網站(圖/網絡)
可笑的是,一些DOGE反對者已經急於宣布其失敗。「沒省錢,哪裡省錢了?」的指責尤為荒唐。DOGE正式成立距今不過1個多月,第一個財政季還不到,還沒有正式決算,當然「沒省錢」。結婚仨月沒見懷上,就說人家不孕不育,肯定錯不了。這種「批評」有意義嗎?
更可笑的是,一面指責DOGE「沒省錢」,一面為每年400億美元預算支出的美國國際開發署隆重發喪。這400億美元哪兒去了呢?一個月省幾百億,說「不省錢」挺昧良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