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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來，美國通脹指標與大宗商品價格走勢高度同步，形成一種相對穩定的經濟信號。然而，自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以來，這一模式首次出現顯著分歧。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BLS）數據，截至2025年9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同比漲幅為3.0%，已從2022年峰值的9.1%回落至疫情前水平附近（約2%~3%）。與此同時，彭博大宗商品指數（BCOM）顯示，關鍵商品如石油、小麥、天然氣、大豆和咖啡的價格平均仍比疫情前高出約50%。這一分歧揭示了當前經濟的核心問題：官方數據雖顯示通脹冷卻，但實際生活成本持續高企，凸顯CPI作為年同比變化指標的局限性——它捕捉價格變動速度，卻忽略絕對價格水平已永久抬升的事實。
CPI的「表象冷卻」掩蓋了商品價格絕對高位、生活成本缺口擴大、金融與實體脫節的真實風險，傳統政策工具在供給約束主導的新範式下已力不從心。分歧背後是結構性的裂化問題，或使短期的穩定演變為長期的危機——要麼重蹈二十世紀70年代的滯脹覆轍，要麼面臨金融泡沫破裂與社會分裂的雙重衝擊。
CPI的組成剖析——為何3%掩蓋了真實壓力
CPI作為衡量通脹的核心基準，其權重分配與統計邏輯決定了它無法充分反映商品價格高企帶來的真實生活壓力。2025年，美國CPI籃子的權重結構為：商品僅佔24%，服務佔42%，住房佔33%，能源佔7%。這一權重分配直接解釋了為何大宗商品價格高位運行未能充分體現在整體CPI中——不僅因為商品在籃子中佔比偏低，更因為CPI衡量的是年同比價格變動速度，而非絕對價格水平的高低。即便商品絕對價格較疫情前大幅上漲，只要其同比漲幅放緩，就會拉低整體CPI，從而形成數據冷卻與體感升溫的背離。
大宗商品價格的持久高企是通脹分歧的核心表現，其影響已深度滲透至消費者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2025年，布倫特原油平均價格約為74美元/桶，較2020年低點反彈逾80%，儘管較2022年峰值回落20%，但仍顯著高於疫情前水平。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至3.2%導致的需求疲軟影響，供給過剩預計將在2026年把油價進一步壓至66美元/桶，但這一價格仍比2019年平均水平高出約20%。美國農產品價格的高位運行同樣頑固。
這些宏觀層面的商品價格波動，已直接傳導至消費者的日常支出中。BLS數據顯示，牛奶、雞蛋、新車平均價格等較2020年上漲30%以上。從CPI內部結構分解來看，2025年商品部分僅貢獻0.3個百分點至核心CPI（剔除食品和能源），儘管這一貢獻度已高於疫情前水平，但仍難以主導整體通脹走勢。核心原因在於關稅政策的傳導效應受到權重限制：2025年初美國關稅稅率從2.4%升至8%~9%，美聯儲研究顯示，2018~2019年類似的關稅上調中，每1%的關稅漲幅會傳導至CPI有0.1%~0.2%的漲幅。2025年2~3月的關稅調整已直接推高服裝價格8%、食品價格1.6%，但由於這些商品在CPI籃子中的權重有限，其影響被服務和住房等大類的平穩走勢所稀釋。
價格漲幅並非均勻分布：食品和能源類商品受供給衝擊更為嚴重，而汽車等耐用品則受關稅政策影響顯著。能源類商品在CPI中的權重為7.5%，2025年反而貢獻了-0.2個百分點的漲幅，主要因國際油價從2022年峰值回落。服務類價格（如醫療、教育、餐飲）則呈現穩定上漲態勢，2025年漲幅為3.2%，主要由工資增長推動——勞動力市場的緊俏狀態使得服務行業的人力成本持續上升，並逐步傳導至終端價格。
這一現象並非孤立存在。2025年上半年，全球供應鏈中斷、地緣政治緊張（如中東衝突）和美國關稅政策加劇了商品價格波動。對於關稅政策的通脹傳導效應，摩根大通預測，2025年關稅調整將把核心CPI上推0.25~0.75個百分點；而耶魯預算實驗室的測算更為激進，認為整體關稅調整將使有效稅率升至22.5%，最終推高CPI可能1%~2%。這種分歧本質上反映了對供給側衝擊傳導效率的不同判斷，共識在於，CPI的權重結構與統計邏輯確實低估了商品價格高企對居民生活成本的實際影響。
生活成本缺口——工資增長的滯後效應
儘管CPI數據顯示通脹冷卻，但居民感受到的真實生活壓力並未減輕，核心原因在於生活成本缺口的持續存在——工資增長長期滯後於通脹上漲，導致實際購買力下降。2020~2025年，美國平均時薪從29美元上漲至35美元，累計上漲21.8%；但同期CPI累計上漲23.5%，實際工資呈現0.7%的負增長。2025年，名義工資增長4.2%，雖超過通脹1.5%，但這一增長紅利僅覆蓋57%的工人，大量低收入群體、兼職工作者的工資漲幅仍低於通脹水平。亞特蘭大聯儲的數據顯示，2020~2025年期間，工資與通脹的累計差值為-1.2%，意味著居民實際購買力較疫情前有所下降。
這一生活成本缺口進一步放大了社會不平等。低收入群體的食品、能源等必需品支出佔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顯著高於高收入群體，而這些商品價格的持續高企對其造成的衝擊遠大於高收入群體。摩根史坦利財富管理公司引用牛津經濟研究院的數據顯示，最低收入五分之一的群體將額外收入用於消費的邊際傾向，比最富有的群體高出六倍以上。這意味著，當食品、能源等必需品價格上漲時，低收入家庭不得不壓縮其他開支或透支儲蓄來維持基本生活，而高收入群體受此影響的程度微乎其微。
生活成本缺口的擴大已引發明顯的信貸壓力。2025年美國總體儲蓄率降至4.6%，遠低於40年平均水平的6.4%和80年平均水平的8.7%，中低端消費者的儲蓄耗儘速度尤為迅速。為填補收支缺口，他們被迫依賴信貸工具，導致債務違約風險飆升：次級汽車貸款60天拖欠率達到6.7%，創下1994年以來的最高紀錄。這種以貸養消費的模式難以持續，一旦信貸渠道收緊，將直接引發消費市場的萎縮。
更值得警惕的是，生活成本缺口正在削弱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中低端消費者雖僅佔整體經濟消費的40%，卻是推動邊際消費增長的核心力量——消費支出佔美國GDP的三分之二，其韌性直接決定經濟走勢。摩根史坦利首席投資官麗莎・沙利特明確警告，中低端消費者群體中出現的真正裂縫，正讓2026年的經濟前景越來越脆弱。
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脫節
商品價格高企與CPI冷卻的分歧，還催生出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嚴重脫節：一邊是普通民眾承受生活成本壓力，另一邊是資產價格的持續繁榮，形成經濟兩張面孔的奇特格局。2025年，標準普爾500指數上漲15%，企業利潤創下歷史紀錄，高盛資產管理規模攀升至2.5萬億美元，金融市場對通脹冷卻、政策寬鬆的預期主導了資產定價邏輯。
黃金作為傳統的通脹對衝工具，價格走勢更直觀地反映了市場對潛在風險的擔憂。2025年黃金價格從2023年的1900美元飆升至4211美元，漲幅超過一倍，這一走勢與1971年通脹浪潮初期的黃金價格軌跡高度相似——當時黃金同樣在CPI尚未達到峰值時提前反映了貨幣貶值與通脹風險。J.P.摩根預測，2026年黃金價格將進一步升至4700美元，核心支撐因素包括全球央行持續的購金行為（預計年購金量達900噸）以及對滯脹風險的提前定價。
這種脫節背後存在多重驅動因素：其一，美聯儲的寬鬆預期主要利好金融資產，2025年的75個基點降息雖未顯著降低民生商品價格，卻為股市提供了流動性支撐；其二，企業通過成本轉嫁（如關稅成本轉嫁給消費者）和供應鏈優化，在商品價格高位運行中維持了利潤增長，形成實體經濟承壓、企業盈利向好的分化；其三，全球資本對美國資產的配置需求仍在上升，即便經濟基本面存在隱憂，美元資產的相對吸引力仍支撐了市場信心。
必須指出的是，脫節狀態暗藏巨大風險。加拿大皇家銀行經濟學家警告，若金融市場對政策寬鬆的預期走得太遠，一旦2026年關稅傳導效應峰值顯現、通脹超預期反彈，或經濟增長加速下滑，將引發資產價格的劇烈回調，甚至可能導致金融泡沫破裂。阿波羅首席經濟學家託斯滕·斯洛克進一步列出五大潛在風險點：供給側約束引發的再通脹、全球製造業復甦不及預期、AI領域的投資泡沫、美國國債市場的流動性危機，以及美聯儲政策受政治幹預的可能性，這些風險均可能成為打破市場與實體平衡的導火索。
高物價、低漲幅的格局將持續，美聯儲兩難選擇
2026年美國通脹整體將呈現下行趨勢，通脹或如預測般回落至2.6%，但高物價、低漲幅的格局將持續，生活成本缺口的彌合可能需要4~5年甚至更長時間。2026年之後，它不會自然彌合，而是將以更極端的方式考驗美國的制度彈性與政策智慧。
供給側的結構性約束、關稅政策的滯後效應、工資增長的黏性，都將使通脹維持在相對高位，這意味著居民的生活成本壓力難以在短期內顯著緩解。美國經濟的未來走向，本質上取決於能否在供給約束時代重新平衡穩定物價、資產安全與社會公平這三大目標，在供給約束下重新定義經濟穩定的內涵，在民生福祉與金融安全之間尋找新的平衡。這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對國家治理能力的終極考驗。關鍵在於，突破政治極化的束縛，從需求管理轉向供給修復：通過理性關稅政策減少市場扭曲，通過移民與能源改革緩解供給約束，通過基建投資提升長期生產力。
在當前的政治生態下，這樣的改革面臨巨大阻力。2025年12月已有超過40名國會議員聯名要求美聯儲將最大就業目標重新定義為包含食品與能源可負擔性，這一訴求本質上是要求央行超越傳統職責邊界，介入供給側管理。若2026~2027年出現輕版滯脹場景——CPI重新升至4.5%~5%，失業率同步升至6%，美聯儲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政治壓力。然而，關稅政策的失敗已證明，低效的供給側幹預只會適得其反。
同時，每一次因國內通脹壓力加徵關稅、制裁產油國、限制技術出口，都在推動其他國家加速「去美元化」進程。若2027年美國因二次通脹被迫激進加息，新興市場可能爆發2013年縮減恐慌的2.0版，引發資本外流、貨幣崩盤、債務違約的鏈式反應，最終反噬美國國債需求——作為美元霸權核心支撐的美債市場若出現流動性危機，10年期美債收益率可能飆升至6%~7%，徹底終結過去15年的低利率時代。
所有政策困境最終指向一個殘酷現實：在供給約束時代，穩定物價與資產價格無法同時實現，必須做出取捨。一旦二次通脹爆發，美聯儲將被迫在兩難中選擇：要麼重啟沃爾克式激進加息，以經濟衰退為代價壓制通脹，這將重創依賴低利率的房地產市場與企業投資；要麼屈服於政治壓力提前停止緊縮，放任通脹預期脫錨。然而，無論選擇哪條路徑，2021~2025年所確立的「資產價格永遠上漲、中產穩步致富」的圖景都將垮塌。未來財政政策被迫從需求刺激轉向有效供給幹預，若無法突破政治僵局，財政政策可能陷入」加碼關稅—通脹更高—增長更低—赤字更大」的三輸循環。
通脹裂變已成為撕裂美國經濟、政策與社會的結構性斷層線，美國正直面四十年來所未遇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