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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SEC官網 ，編譯：比特鏈視界
美國當地時間12月2日上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主席Paul S. Atkins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敲響開市鍾，並於發表題為《在建國250周年之際重振美國資本市場》的重要演講。 他在演講中闡述了關於改革SEC資本市場監管規則，以及SEC當前正在採取的具體舉措 ，表明了強化未來一個世紀美國資本市場的總體願景。
Paul S. Atkins演講表示，其 首要任務之一是改革SEC的信息披露規則 ，並著重實現兩個目標。首先， SEC必須將信息披露要求建立在財務重要性原則之上 。其次， 這些要求必須與公司的規模和發展階段相匹配 。他同時表示，信息披露改革只是其重振IPO輝煌的三大支柱之一。 第二支柱是使股東大會去政治化，使其重新聚焦於董事選舉和重大公司事務的投票表決。另外，SEC還必須改革證券訴訟的法律環境，消除無理訴訟，同時保留股東提出合理訴求的途徑。
以下為Paul S. Atkins演講全文：
女士們、先生們，早上好。林恩，首先我要感謝你熱情洋溢的介紹，以及在交易所舉辦此次活動。我也要感謝今天到場的各位市場參與者。當然，我也很高興見到來自政府各部門的同事們。感謝各位的到來，也感謝各位理解，我今天所表達的觀點僅代表我作為主席的個人立場，並不一定反映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這一機構或各位委員的觀點。
引言
要思考美國金融體系的未來，恐怕沒有比這裡更合適的地方了。紐約證券交易所是資本市場的殿堂，充滿了各種節奏和儀式，它們將資源分配到具有社會價值的用途上。仔細聆聽，你就能聽到人類智慧的低吟，它長久以來都在這座殿堂中迴蕩。而如今，這迴響依然響徹我們周圍。
走出這扇門，周邊街區本身便訴說著美國的故事。無論朝哪個方向走一小段路，你都能到達一些地標性建築，例如聯邦大廳，華盛頓在此宣誓就職，國會在此設立了財政部；還有那棵梧桐樹，當年二十多位股票經紀人正是在這棵樹的樹下創立了如今交易所的前身；以及那些鵝卵石街道，早在曼哈頓的摩天大樓拔地而起之前，這裡就已是商業的搖籃。
我們周圍的這一平方英裡與其說是一個地方，不如說是一個序幕——一個故事的開篇，而現在這個故事將由我們來續寫。
當然，七個月後，這段歷史將迎來一個罕見的裡程碑——我們將迎來建國250周年。250年前，一群革命者宣稱，權利既非需要爭取的許可，也非可以剝奪的特權。他們主張自治的權利，沒錯，但同時也主張自給自足的權利。 他們主張工作、冒險、憑藉自身努力致富的權利，主張追求幸福和財產的權利。的確，我們的開國元勳們在權力中心和思想市場中都力求獲得自主權。
如此重要的周年紀念日需要的不僅僅是儀式，它對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邀請我們去反思，當然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我們下定決心，確保我們所塑造的未來無愧於我們所繼承的遺產。
美國資本市場的開端
那麼，請允許我花幾分鐘時間回顧一下這段歷史是如何開始的。
在美利堅合眾國成為一個國家之前，它只是一項投資。
西半球最早的英國永久定居點是通過股份制企業融資的，這種企業允許人們匯集資金，共同承擔風險和分享收益，從而開展這項充滿不確定性的事業。例如，維吉尼亞公司——英國首次面向美洲發行的大型證券——就是通過股份認購來資助詹姆斯敦殖民地的，投資者期望通過土地、貿易和分紅獲得回報。
幾十年後，類似的結構為紐約這座偉大城市的雛形奠定了基礎，預示著紐約日後將成為全球證券市場之中心。事實上，如今的曼哈頓最初就是一個企業投資項目。今天上午，我們帶來了一份該公司最初的股票發行文件——新阿姆斯特丹的「出生證明」——它時刻提醒著我們，曼哈頓的建立正是基於這樣一個理念：繁榮源於將資本用於最能產生效益的用途。
當然，這一前提——以及由此衍生的金融體系——根植於更久遠的基礎，可以追溯到英國光榮革命時期。當時，議會從王室手中奪取了專制權力，並確立了保護財產權、執行合同以及國家受可預測規則而非君主個人意志約束的原則。英國通過創造市場繁榮的環境，成為了金融強國。我們的開國元勳們繼承了這一世界觀，並在此基礎上締造了一個更加完美的聯邦——其中最傑出的或許要數漢密爾頓，我們今天就聚集在他的墓地對面。
漢密爾頓深知，結構合理的市場能夠釋放美國強大的活力，這是任何君主或政府機構都無法做到的。畢竟，自由市場是自由人民的標誌。正如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博士精闢地指出，「如果歷史能教會我們什麼，那就是私有財產與文明密不可分。」
因此，在《聯邦黨人文集》 第11篇中，漢密爾頓讚揚了「美國商業精神」所激發的「冒險精神」——「這種無與倫比的進取精神，標誌著美國商人和航海家的天賦，它本身就是取之不盡的財富」，然後他預言了這種精神有潛力使美國成為「世界欽佩和羨慕的對象」。
漢密爾頓從這種「冒險精神」中看到了一個充滿活力的年輕國家的潛力，這個國家的人民能夠創造自己的繁榮。誠然，他認為政府必須制定穩定的規則，維護公共信譽，並可靠地執行合同。但在這一框架內，證券市場將應運而生，開啟人類歷史上最驚人的資本動員。
連接內陸與沿海地區的運河是由政府債券融資修建的。連接整個大陸的鐵路需要前所未有的巨額投資，並在此過程中催生了二級市場、審計標準和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建造我們城市的鋼鐵、驅動我們工廠的石油以及照亮我們家園的電力，都離不開國內外投資者的慷慨解囊，他們願意將資金投入到當時仍在形成中的美國國家理念上。
當然，我們必須謙遜地承認，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有時未能恪守一些最基本的建國原則。但到了二十世紀初，數百萬美國人擁有了證券，並擁有了實現抱負的框架。事實上，通過金融市場積累的財富加速了社會流動性。
隨著世紀的推進，各種意識形態競相自上而下地構建經濟實力，而我們的模式卻在全球舞臺上穩步證明了自身的價值。我們通過發明電話和留聲機、流水線和飛機、使計算機普及的半導體、連接世界的網際網路協議和定位世界的GPS技術、以思維速度傳播信息的社交媒體平臺，以及如今正在改變我們生活和工作方式的人工智慧新領域，重新定義了可能的邊界。
縱觀這段漫長的創新曆程，一個清晰的模式浮現出來：美國生活的巨大飛躍，始終源於人們願意容忍並接受風險，而這又得益於一個獎勵勇於承擔風險者的體系。我們的繁榮並非歷史的偶然，我們未來的領先地位也並非理所當然。二十世紀是經濟自由戰勝各種限制性教條的勝利。然而，原則不會自行延續。自由並非我們繼承的遺產，而是一種我們承擔的責任。近年來，我們的監管框架偏離了那些曾幫助美國成為全球上市公司首選目的地的建國理念。
SEC資本市場監管的偏離
作為背景，自1933年《證券法》頒布以來，國會通過了一系列立法，旨在應對華爾街在股市崩盤前存在的欺詐和操縱行為。國會在聯邦層面頒布證券法，意在重建公眾對市場的信心，從而提高市場的透明度。畢竟，市場需要信任，而信任則需要透明度。
在《證券法》生效前不久，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在致國會的諮文中闡述了他對這部開創性法案的構想。他反對聯邦政府應扮演「擇優監管者」的角色，即政府批准證券發行並認定其適合公眾投資，僅僅因為預期其價值會增長。相反，羅斯福總統力求通過信息披露為基礎的監管機制來保護投資者——即要求向公眾發行證券的公司提供所有關於這些證券的重要信息。
簡而言之，《證券法》通過激勵資本根據投資者的判斷流向機會，從而維護了漢密爾頓模式。羅斯福總統在致國會的同一份諮文中解釋說，「《證券法》的目的是在儘可能減少對正當商業幹預的情況下保護公眾利益。」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聯邦政府的固有傾向逐漸顯現。規章制度的增加速度超過了它們原本旨在解決的問題——而且，在偏離國會最初意圖的過程中，政府試圖用自身的判斷力取代市場參與者的判斷力。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離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後不久，交易所上市公司超過7000家，涵蓋了從小型創新企業到行業巨頭的各種公司。然而，到今年早些時候我以主席身份重返SEC時，這個數字已經下降了約40%。
那幾十年間發生的一切，為我們敲響了監管過度擴張的警鐘。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通往公有制的道路變得越來越窄，成本越來越高，而且充斥著過多的規則，這些規則往往弊大於利。
這些趨勢削弱了美國的競爭力；將普通投資者排除在一些最具活力的公司之外；並迫使企業家在其他地方尋求資金，無論是在私人市場還是在國外。
這種衰落並非不可避免，也並非不可逆轉。儘管SEC數十年來積累了許多亟待改革的規則和慣例，但或許沒有什麼比如今該委員會規則手冊中冗長的披露要求更能體現監管的過度擴張了。
SEC資本市場監管改革措施
多年來，尤其是在過去二十年裡，特殊利益集團、政客，有時甚至是SEC自身，都利用國會為我們的市場創建的披露制度，試圖推進一些社會和政治議程，而這些議程遠遠偏離了SEC促進資本形成、保護投資者以及確保公平、有序和高效的市場的使命。
這些年來不斷累積的法規制定產生了大量的文書工作，這些文書與其說是闡明問題，不如說是掩蓋問題。如今冗長的年度報告和委託書聲明給公司帶來了巨大的成本，因為它們佔用了董事會和管理層的大量時間，並且需要大量的專業律師、會計師和顧問來準備。儘管成本如此之高，投資者有時卻無法從中受益，因為他們難以理解這些信息，或者由於信息量巨大、內容繁雜而感到不知所措，最終選擇忽略它們。
作為主席，我的首要任務之一是改革SEC的信息披露規則，並著重實現兩個目標。首先，SEC必須將信息披露要求建立在財務重要性原則之上。其次，這些要求必須與公司的規模和發展階段相匹配。
關於第一個目標，最高法院闡明了重要性的客觀標準，並解釋說，如果一個理性的股東極有可能認為某項信息對其投資決策至關重要，那麼該信息就具有重要性。實現這一目標需要SEC在制定規則時保持克制和謹慎，國會在指示SEC強制披露特定主題的信息時也應如此。我們的資本市場繁榮發展並非取決於信息披露的數量，而是取決於信息的清晰度和對投資者的重要性。瑟古德·馬歇爾大法官在為最高法院撰寫的意見書中警告說：「有些信息的重要性值得懷疑，堅持披露這些信息可能弊大於利……如果重要性標準過低……股東可能會被淹沒在大量瑣碎的信息中——這顯然不利於他們做出明智的決策。」
為了避免投資者信息過載，我們應重視這一警告。正如羅斯福總統所倡導的那樣，當SEC提供獲取對投資者至關重要信息的最低限度有效監管時，我們的信息披露制度最為有效。同時，我們也應允許市場力量驅動企業披露任何可能對投資者有利的其他運營信息。相反，如果SEC要求所有公司提供相同的信息，而不允許公司根據自身具體情況調整披露內容，僅僅要求信息在各公司之間「一致且可比」，那麼這種信息披露制度就無效了。
事實上，即使在當今信息披露要求眾多的情況下，公司仍然會提供額外的信息，例如非公認會計準則（GAAP）數據或關鍵績效指標，這些信息是根據公司的業務或行業量身定製的，並且更多地受到投資者需求的驅動，而不是SEC的規則手冊的驅動。
當SEC的信息披露制度被濫用，要求披露與實質性無關的信息時，投資者並不會從中受益。沃倫·巴菲特在他最近致股東的最後一封感恩節信中，就著重強調了這種風險的一個典型例子。任何概括都無法充分展現巴菲特先生的原話。因此，我在此摘錄他信中的一段話：
在我有生之年，改革者們試圖通過要求披露執行長的薪酬與普通員工薪酬的對比情況來羞辱他們。委託書篇幅迅速從之前的20頁或更少膨脹到100多頁。
但這些善意的舉措並未奏效，反而適得其反。根據我的大部分觀察，A 公司的執行長審視著 B 公司的競爭對手，暗中向董事會暗示自己應該獲得更高的薪酬。當然，他還提高了董事們的薪酬，並且在薪酬委員會的成員選擇上也格外謹慎。新的規定引發的是嫉妒，而非節制。
這種螺旋式上升的趨勢已脫離了控制。
我認同巴菲特先生的看法和擔憂，這也是今年早些時候SEC舉辦了一場圓桌會議的原因，該會議召集了公司、投資者、律師事務所和薪酬顧問，共同探討該機構現行高管薪酬披露規則的現狀以及可能的改革措施。令我頗感意外的是，與會者一致認為，高管薪酬披露的篇幅過長、內容過於複雜，限制了其對投資者的實用性和洞察力。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這些以及SEC其他的披露要求，而這次圓桌會議正是我為確保「實質性」原則成為SEC披露制度核心目標而採取的首批舉措之一。
關於SEC的信息披露規則，我的另一項優先考慮是，根據公司的規模和上市發展程度來調整要求。在國會指示SEC制定的信息披露規則可能對某些公司造成不成比例的影響時，平衡信息披露義務與公司承擔合規負擔的能力尤為重要。當然，這種做法並非什麼新概念。早在1992年，也就是我在 SEC 第一次任職期間，委員會就首次為規模較小的上市公司量身定製了信息披露要求。二十年後，國會通過兩黨共同支持的《創業企業融資法案》（JOBS Act），為某些新上市的公司提供了「IPO（首次公開募股）緩衝期」，允許它們延遲履行SEC的部分信息披露要求。
現在是時候重新審視這些已被證明行之有效且值得推廣的理念了。作為這項工作的一部分，SEC應認真考慮區分「大型」公司（須遵守所有SEC披露規則）和「小型」公司（僅須遵守部分規則）的門檻。上一次對這些門檻進行全面改革是在2005年。這種監管維護的疏忽導致市值低至2.5億美元的公司，卻要遵守與市值是其百倍的公司相同的披露要求。
對於新上市的公司，SEC應考慮完善國會在《創業企業融資法案》中設立的「IPO緩衝期」。例如，允許公司在「緩衝期」內停留至少幾年，而不是在IPO後的第一年就強制其退出，這可以為公司提供更大的確定性，並激勵更多公司進行IPO，尤其是小型公司。
美國的企業家們通過將公司上市，並與員工、儲戶和投資者分享收益，打造出了歷史上最具活力的經濟體。這種合作關係值得重振。如果我們希望下一代創新者選擇我們的公開市場，我們就需要根據公司的規模和發展程度調整信息披露內容；這種披露內容應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並且在SEC規定的範圍內，應以實質性內容為基礎，而非出於隨意的社會或政治目的。
當然，信息披露改革只是我重振IPO輝煌計劃的三大支柱之一。第二支柱是使股東大會去政治化，使其重新聚焦於董事選舉和重大公司事務的投票表決。最後，我們還必須改革證券訴訟的法律環境，消除無理訴訟，同時保留股東提出合理訴求的途徑。SEC一直在努力執行這項計劃，期待儘快與大家分享正在取得的進展。
通過IPO籌集資金不應是少數「獨角獸」企業的特權。越來越多的公開募股集中在少數幾家公司，而這些公司通常只屬於一兩個行業。我們的監管框架應該為處於各個發展階段、來自各個行業的公司提供IPO機會，尤其是那些旨在為公司籌集資金，而非僅僅為內部人士提供流動性的IPO。
未來美國資本市場展望
我剛才概述的這些改革措施是一個有價值且必要的開端。它們將有助於資本更快、更自由地流向其最高、最佳用途，也就是流向人類的主動性和創造力所在。它們也將有助於引導SEC回歸其使命所依據的基本金融原則。
但這只是更廣泛的努力的第一步，旨在讓我們的市場回歸其最根本的宗旨，即把美國全部的力量交到公民手中，而非監管機構手中。
在展望美國建國250周年之際，讓我們銘記，沒有哪個國家曾賦予個人如此多的自主權，也沒有哪個國家因此而收穫如此豐厚的回報。然而，即便歷史和證據都印證了這一真理，我們社會中仍有一些人開始質疑資本市場是否仍然是向上流動的最可靠引擎。他們認為，由政治力量主導的資本分配優於自由市場力量的分配。他們呼籲「奪取生產資料」。他們常常通過巧妙押韻的口號宣稱，政府做出的決策比民眾做出的決策更高效、更公正。他們問道：「資本主義能夠幫助人們超越出身或背景的局限嗎？」它能夠體現我們最高的價值觀嗎？
我個人堅信資本可以做到這一點——歷史也已證明了這一點。因為，資本的最佳狀態是個人調動自由社會資源、追求共同繁榮的工具。它使我們能夠通過創造自身價值來創造他人價值。事實上，我們的市場是一項具有深刻道德意義的事業，因為它是一項互惠互利的事業。因為每一次交易都有可能使雙方受益。因為我們的市場肯定了人類精神的尊嚴，並釋放了人類創造、建設、創新和蓬勃發展的潛力，這是其他任何選擇都無法比擬的。
這正是SEC的工作至關重要的原因。因為當我們的資本市場強大時，它能在全球範圍內提升人們的尊嚴感。因為沒有任何力量比通過資本市場進行的資本投資更能幫助人們擺脫貧困、拓寬機會之路或解決社會上最棘手的問題。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們將以應有的緊迫感和謹慎態度，推進我今天所討論的各項改革以及其他幾項改革。我們將與國會和政府密切合作。我們將認真傾聽市場參與者和投資者的意見。我們將秉持穩健的原則和明確的授權，穩步前進，充滿信心。但最重要的是，我們將以一個渴望繁榮的民族應有的決心推進改革。
結語
最後，我認為我們的資本市場不僅僅是金融機制——從本質上講，它們是我們民族性格的體現。這種性格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美國人勇於冒險並收穫回報，不斷創新，永不停歇，堅信未來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
隨著美國建國250周年的臨近，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不是我們的企業家是否有能力重振我們的資本市場，而是我們作為監管者是否有這樣的決心。
在SEC迎來新的一天，並在川普總統的領導下，我很高興地報告，我們確實做到了。
的確，我堅信我們能夠守護資本市場的未來，使其在接下來的250年乃至更遠的歲月裡繼續蓬勃發展。我相信，我們將重拾漢密爾頓所預見的進取精神，這必將成為我們力量的源泉。而且，我相信，我們將確保美國故事，不僅依靠記憶和演講得以延續，更依靠那些決心譜寫其新篇章的人們的勇氣得以傳承。
非常感謝各位今天抽出時間。各位聽眾都非常耐心和寬容。我期待著我們接下來的工作。謝謝。
